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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前后中共对苏联模式的思考与改革

八大前后中共对苏联模式的思考与改革

2019-09-04 16:57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苏联模式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失误都同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有关。自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没有哪一个时期像八大前后那样,中国共产党能够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多方面揭示苏联模式的弊端。这个时期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批评相对集中和比较正确的时期,因而是认识上最好的一个时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在这个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有益的探索,并且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

  全面反思苏联模式,为改革这一模式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本上是模仿苏联模式搞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必须对苏联模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八大前后的一段时间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揭示得最全面、最系统的时期,如果没有这种全面反思,就谈不上对苏联模式进行改革,也就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有益的探索。

  首先,批评了苏联“两化”道路和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

  (1)苏联在处理农、轻、重关系上的失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苏联“片面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1]毛泽东由此认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1](P.30)(2)苏联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上,把农民挖得很苦。毛泽东批评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1](PP.29-30)这直接影响了苏联的农业生产。对此,毛泽东指出:“据说一直到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苏联粮食的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是大问题了。”[2](3)苏联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失误。苏联经济体制的特征是高度集中,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对企业发布命令和决议,直接指导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央经济管理部门直接控制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大权,甚至“每一千块砖头,每一双皮鞋或每一件内衣,都要由中央调配”。[3]对此,毛泽东在4月2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苏联“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1](P.31)可以说,毛泽东的批评切中了苏联工业管理体制的时弊。在会议总结讲话中,毛泽东又说,工业的集中问题,工厂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地方要有多大的自主权,苏联革命成功40年了,对这些问题还没有研究好。李富春在八大上也对苏联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批评,他说,这种体制存在“管得过多过死的毛病”,使“各部门各地方和基层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了一定的束缚”。[4]

  其次,批评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苏联政治体制的根本特征是最高决策权往往集中于斯大林个人,忽视民主和法制建设。

  中共揭示苏联政治体制弊端的历程始于对苏联一党制的批评。1956年初,毛泽东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当谈到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时,他指出,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毛泽东在4月25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1](PP.34-35)

  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对斯大林实行个人专断、破坏民主和法制的错误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为着战胜强大的敌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利的高度集中。这个高度集中的权利,是必须和高度的民主相结合的。当集中制被片面地强调了的时候,就会出现许多错误。”[4](P.259)苏联模式是战争环境下的产物,战争需要高度集中,斯大林正式利用了这一条件实现了个人专权,并且把集中推向极端,结果破坏了民主与法制,犯了许多错误。对此,文章指出,斯大林在他的一生的后期,“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他把“个人的权利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结果也就使自己的某些行动和自己原来所宣传的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处于相对立的地位”。由于斯大林“实行个人专断”,导致了“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4](PP.261-262)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批评了个人专权的危害性。他指出,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

  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定的制度保障,突出地表现为民主法制建设不健全并且遭到破坏。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5]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主持修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又指出:“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而且“民主不够”,“有官僚主义”。[6]鉴于斯大林独断专行、脱离集体领导、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践踏法制的深刻教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就“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7]

  再次,批评苏联思想文化体制的弊端。苏联思想文化体制的根本特征是对思想文化的严格控制和严重的个人崇拜,片面强调文化的阶级性和对抗性,忽视文化的人类性和继承性,而且容易走向绝对化。

  在斯大林的错误中,中共批判较多的是个人崇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比较集中地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文章指出,斯大林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尤其是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文章还分析了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认为它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在社会中存在着,就可能会影响国家工作人员,“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物也受到这种影响”。个人崇拜是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当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物也接受这种落后思想的影响的时候,就会反转过来再影响给社会,造成事业的损失,有害于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4](P.262)

  毛泽东从多方面批评了苏联思想文化体制的缺陷:一是个人神化。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南联盟代表团时说,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1](P.125)二是片面强调斗争性,忽视统一性。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的,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就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1](P.193)毛泽东批评斯大林否定对立面,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做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1](P.194)毛泽东认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了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在斯大林看来,事物是根本对立的,没有统一性,只是相互排斥,不能转化。苏联编的《简明哲学教程》关于统一性的问题,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毛泽东还说,《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在论述事物的矛盾时,也只讲斗争,不讲统一。毛泽东说:“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1](P.195)

  此外,毛泽东还对苏联在文化领域搞专制主义、抑制不同意见的错误提出了批评。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指出:“苏联十月革命后,教条主义也厉害得很,那时文学团体‘拉普’曾经对作家采取命令主义,强迫别人必须怎样写作。但听说那个时期还有一些言论自由,还有‘同路人’,‘同路人’还有刊物。”但是,“以后就只许讲党和政府的好话,不许讲坏话,不能批评,搞个人崇拜”。[1](P.253)

  总之,八大前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党不是从某一个方面,而是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揭示了苏联模式的弊端。这种批判,无疑破除了人们对苏联模式的迷信,为这一时期我们党改革苏联模式,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准备了必要的思想前提。

 

  主张把学习苏联经验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思想升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苏联的一些经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此,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必须解决好如何对待苏联经验的问题。所谓苏联经验,就是指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反思了在学习苏联经验上暴露出来的问题。通过思考,中共认为,要把这种学习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理论思考产生了升华。作为这种升华的结果,就是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不再迷信苏联模式,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为了克服过去学习苏联经验上的盲目倾向,中国共产党一再批评教条主义,主张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苏联经验,要有创造性,要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在1956年3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肯定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说这样也有好处,破除迷信,帮助我们思考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情况,提出适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

  在4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阐述了他的观点。他指出,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我们自己要从中得到教训。他认为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他说,学习苏联经验,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全盘接受,不加分析、思考;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学习时要加以分析,要联系本国的实际。所以,他建议大家要动脑筋,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的问题,不要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指导思想上的这种转变论述得更加明确。他说,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即“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搬用”。[1](P.41)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4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时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很危险,“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致失败”。他认为,照抄别国的经验不仅会吃亏,而且会上当,“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1](P.64)

  1956年6月27日和7月2日,刘少奇曾两次谈到中央高级党校如何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他说:“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我们有新的经验,要强调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照抄人家的。凡是能独立思考的人就不会跌交子,凡是照抄的,就会犯错误。苏联的许多经验还值得研究。”[8]7月13日,刘少奇在会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乔洛尤时指出,任何外国经验只能用作参考,决定问题必须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任何外国的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可以加以改变而不能死搬。[8](P.372)10月13日,刘少奇在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上对教育领域学习苏联所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提出了批评。他说,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恐怕相当严重,学习苏联是好坏一齐学,不顾中国条件,结合实际不够,有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所以产生了许多毛病,产生了许多困难。学习苏联经验要有分析,必须独立思考。应该考虑一下,外国的这个经验是好还是坏,即使它的经验好,在我们这里能不能行得通,这也是个独立思考的问题。[8](P.377)

  11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波匈事件的发生就是照搬苏联模式的结果。因此,事件的发生,表明世界各国执政党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对于我们党来说,不要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的真理,一定要照办,而应该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怎样搞法。

  苏联经验既有反映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规律性的一面,也有只反映自己国家特点的一面,对此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照搬。这是中国共产党反思苏联模式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指出:“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的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文章认为,苏联不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如果“不加分析地原样照抄,那么,在苏联成功了的经验也可以在别的国家造成失败”。[4](P.552)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了学习苏联经验的态度问题。他说,苏联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我们主要的还是学习苏联。但是,这种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另一种态度是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想,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应的东西,即汲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周恩来也认为,学习苏联经验,一定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9]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向苏联学习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学习。当然,“我们不应该硬搬别国的经验,即使是他们成功的经验,也必须有所选择,并且在运用的时候,还必须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4](PP.594-595)

  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暴露出缺点和错误。这种认识反映到对待苏联经验上就是不再像建国初期那样迷信,而是强调有选择地学习,并且更多地强调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指导思想上的这种转变,是认识升华的结果。

  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突破苏联模式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了良好的开端

  揭示苏联模式的弊端,学习苏联经验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两点汇集到一起,就表现为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这个时期,我们党对苏联模式弊端的批评以及提出的相应的改革措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成果,从而使突破苏联模式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了良好的开端。

  首先,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提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存在着片面性和绝对化的认识,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斯大林在晚年,虽然对自己的观点作了修正,承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但仍然认为苏联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的增长,能够推动生产力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斯大林对矛盾的这种片面性认识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苏联模式凝固化,拒绝改革这一模式。《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系统地阐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认识。针对过去长时间人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文章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文章第一次提出,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4](P.263)《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谈到斯大林犯错误的根源时论述了基本矛盾问题,并且指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也存在矛盾。认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4](P.545)文章实际上提出了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问题。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这个讲话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这一概念,并且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问题。他指出:“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10]与斯大林的认识不同,中国共产党不仅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而且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也存在矛盾,此外,我们党还提出,要及时地对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进行调整。

  其次,关于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第一,中国必须坚持多党合作制。斯大林曾多次向中共建议,1954年应通过选举,像苏联那样组成共产党一党政府。1954年9月,中国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没有按照斯大林的建议组成共产党一党政府。这说明,我们党不同意将苏联一党制的政治体制搬到中国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被消灭了,中国社会只剩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如果按照斯大林的观点,中国当然要建立一党政府。我们党没有这样做,而是同民主党派继续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表明我们党在考虑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时,主要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不是斯大林的建议和苏联的经验。1956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党制或者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因为各国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会有所差别。而这样的差别,在任何一个不同民族中都是存在的,而在有一些民族中就可能有更多的存在”。[7](P.143)在毛泽东看来,无论是采取一党制,还是多党制,要考虑到本国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不要盲目地照搬一种模式。第二,扩大民主和加强法制建设。苏联政治体制的一个严重弊端,就是忽视民主和法制建设。为了克服这一弊端,1956年7月21日,周恩来在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11]他认为,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周恩来甚至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11](P.207)什么办法?就是要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此,刘少奇在八大中指出,要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在谈到法制建设时刘少奇说:“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12]董必武在八大中也提出了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他指出:依法办事,就是要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这是“清除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的主要方法之一”。[13]第三,加强执政党建设。鉴于苏联模式存在个人崇拜的弊端,所以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我们党提出了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阐明了党、阶级和领袖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14]个人崇拜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所以“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14](P.235)

  再次,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一五”计划期间,中国模仿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到了1956年,我们党已经觉察到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弊端,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同时,针对中国当时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毛泽东也提出了批评。他说:最近几年又有一种偏向产生了,这就是集中过多了,“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1](P.31)他进而指出:“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所以,毛泽东建议:“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1](P.52)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指出,由于国家机关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因而“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12](P.233)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少奇还提出:“我们的经济部门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把该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该管的事。”[12](P.233)为此,“必须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把一部分行政管理职权分给地方”,“既能够发挥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也能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又便于实行相互的监督”。[12](PP.249-250)周恩来也在八大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人民民主专政已经更加巩固,这就使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针,进一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改进国家的行政体制,以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他认为,“中心的问题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适当地扩大地方的权限。”[4](PP.424-425)

  在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上,苏联为了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长时期里重积累、轻消费,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着重谈了以下几点:第一,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要处理好。第二,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第三,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像苏联那样,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国家和工厂,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不利于社会主义。

  最后,关于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方针问题。鉴于苏联文化体制的弊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文艺,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明确表示,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该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放”还是“收”的问题时进一步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1](P.278)

  总之,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全面批判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才能搞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这个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一些积极的成果。

  参引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

  [3]刘克明、金辉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2页。

  [4]《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3一504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6]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一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8]《刘少奇年谱(1898一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页。

  [9]李连庆:《冷暖岁月—一波三折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10]《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6页。

  [1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7页。

  [12]《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

  [13]《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9一420页。

  [14]《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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