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接待站"护送中央"六大"会议代表"

　　■市委党史研究室 张 伟

　　穿过熙熙攘攘的中央大街步行街，我来到距"紫丁香音乐厅"两步之隔的红专街1 4号楼前。

　　看着或来去匆匆，或悠闲踱步的行人，我想，大概很少有人还能记起她的过去了。这应是哈尔滨人引以为骄傲的历史……

　　73年前，党中央决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赴会代表大都辗转哈尔滨，由这里接待护送去的。

　　1928年，中共中央为了总结大革命的经验，分析政治形势，从而进一步确立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党在新时期的方针、路线，遂决定在6月份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考虑到国内的紧张局势和严重的白色恐怖，召开党的代表大会确实有困难和危险。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党的六大会议地址确定在苏联莫斯科。会前，全国各地前往莫斯科的代表，除一部分由上海经海参崴到达目的地外，大部分则由上海经大连到哈尔滨，由哈尔滨去满洲里赴莫斯科。为了保证出席党的六大会议代表的安全，中共哈尔滨临时县委按照党中央的批示安排，决定设立接待站，指派李纪渊和阮节庵夫妇负责完成接待任务。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组织部也派杨之华带着7岁的女儿瞿独伊到哈尔滨协助完成这项重要的接待任务。杨之华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瞿秋白的夫人，解放后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

　　为了安全地接送好出席党的六大会议的代表，李纪渊与阮节庵夫妇决定把接待站安排在道里外国四道街(今天的红专街)14号。

　　杨之华带着女儿由上海出发，同行的还有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和两位男同志，一位是四川的代表，一位是湖北的代表。、他们一路小心，到大连时，还是受到警察的盘查。警察追问杨之华是不是贩卖人口的。原来是警察看她带个小女孩，故意刁难。杨之华气恼地说："这是我女儿。你们不信，可以化验血型。"警察被震住了，又找不到什么理由便放了他们。登上火车后，他们见奉系军阀的军警们在车厢里晃来晃去，检查可疑人，害怕讲话露出南方口音，所以不敢在车上买东西吃。杨之华的女儿小独伊被饿得哇哇直哭，杨之华变着法哄着劝着。直到天黑以后，车到长春站，他们才在站台上买了几盒"旅行饭"。到哈尔滨后，杨之华见到李纪渊，他们一同开始了接待工作。

　　从4月初开始，参加六大会议的代表陆续到达哈尔滨。每位代表到达哈尔滨后，按照接头地点和暗号与李纪渊会面，李纪渊再通知杨之华，由杨之华做好食宿安排。如果代表是一位男同志时，就由杨之华带着女儿一起，假称夫妻，安全护送走。为避免敌特的注意和检查，安排六大会议代表住的地方，有时在道里区，有时去道外区，也有时在接待站。出席六大会议的代表，在哈尔滨市一般只住一两天，;便护送去满洲里。满洲里车站附近总有两辆马车在等待，车灯的号码一个是67号，一个是69号。代表手中的号码和车上的号码对上时，就可以上车，在俄国马车夫的帮助下，在夜幕中穿越边境。边境附近也有接待站，负责安排代表乘火车前往莫斯科。

　　东北地区参加党的六大会议的代表有5人：中共满洲省临委职运书记唐宏经、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张任光和于冶勋、朱秀春、王福全。他们由沈阳抵哈后，被安排到各小组中，在路上协助护送其他代表。

　　接待站接待和护送党的六大会议代表赴苏联，主要是分三批进行的，40多位代表安全地由哈尔滨接待站接送过境。瞿秋白、刷恩来、李立三、邓颖超、罗章龙、夏曦、张国焘等领导人都安全地由哈接待站送来和送走。杨之华在完成接待任务后，也随最后一批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六次代表大会。秘密接待站圆满地完成任务。

　　周恩来出席"六大"在哈停留

　　周恩来在建国前后曾十余次到哈尔滨。其中第三次就是在1928年5月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次代表大会途经哈尔滨。

　　邓颖超作为列席代表，与周恩来一起经大连来哈尔滨。在大连码头，他们遭遇了日本警察的审问："做什么的?到哪里去?"周恩来泰然答道："做古玩生意，到吉林去。"警察用怀疑的目光盯着周恩来说："你不是做古玩的，是当兵的。"周恩来不慌不忙地伸出手反问道："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当周恩来回到旅馆后，注意到有特务暗中跟踪，为防止意外.他轻声叮嘱邓颖超："去哈尔滨的证件要尽快销毁。"邓颖超迅速在厕所中将证件销毁。乘上去长春的火车，周恩来发现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他们却用中国话童周恩来攀谈。周恩来知道是日本特务在跟踪自已。在长春下车后，二人转道吉林，在吉林的伯父家停留后，再乘车到哈尔滨。到哈尔滨后，由于接头的证件已销毁，无法同接待站取得联系，他们只好等下一批的代表们。邓颖超接连几天到车站等候，等到了李立三，经李立三联系，他们与杨之华接上关系。随后，经接待站安排护送，周恩来、邓颖超顺利到达满洲里，并从满洲里过境去莫斯科。

　　党的六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大会闭幕后，周恩来又留下参加了7月17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0月份周恩来回国。途经哈尔滨时，周恩来与同行的罗章龙、汪德三等人商定在哈暂住几天。周恩来住到家在南岗中山路上的南开学校同学吴玉如家中。周恩来在哈尔滨停留三天，向哈尔滨地下党的同志们传达了党的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六大在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

　　党的六大代表会议召开前，斯大林会见了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等人。斯大林同几位领导人交谈说：中国革命是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大会在莫斯科近郊的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84人。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等也参加了会议。

　　由于当时环境恶劣和时间仓促，参加会议的代表不能进行集中选举，其中多数是由党中央直接指定的，许多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和在党内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同志，如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陈潭秋、李富春等，都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出席这次大会，给大会的领导工作带来一定影响。

　　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和意大利、苏联等国的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六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在会上做政治报告;瞿秋白做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补充报告;周恩来做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做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

　　在这次大会上，讨论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和《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等。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经济状况，认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革命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总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推翻军阀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权。

　　大会还听取了斯大林的意见，提出在中国革命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党的策略路线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暴动，而是争取群众，"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无产阶级的群众"，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党的六大会议，把工作中心从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转到从事长期的艰苦的群众工作，以争取群众作为党的首要任务，把"左"倾作为主要危险来反对，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次重要转变，也是六次代表大会的一大贡献。

　　这次代表大会的突出问题，一是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二是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做革命的敌人，对中间派的重要作用和反对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因而不能把更多的可以团结合作的力量争取过来，反而把自已孤立起来。

　　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由于受到当共产国际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武汉码头工人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当选为中央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事实上，向忠发没有能力在中央起主导作用，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党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