矗立在黑土地上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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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22 16:41

  --写在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八十周年的日子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

  背景资料:1927年10月24日,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国十三道街(现西十三道街)48号召开。会议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成立了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1928年9月改称中共满洲省委)。会议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势力"的宗旨。中共满洲省委的成立,标志着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共早期领导人陈为人、刘少奇、林仲丹、陈潭秋、罗登贤等都先后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名震华宇的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等民族英雄,都曾在满洲省委工作,为东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共满洲省委从1927年10月成立至1936年1月撤销,在8年多的艰苦岁月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开展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和各界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使革命火种遍布于整个东北三省的城市和乡村。"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高举抗日大旗,率先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投入到抗日游击战争中,浴血奋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其不朽的历史功绩彪炳中国抗日战争史册,在党的历史上谱写下光辉的篇章。

  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领导东北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

  满洲省委的成立和各级党组织在严酷斗争环境中继续发展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了恢复和发展东北地区的革命形势,使东北地区在全国革命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在党的五大召开之后,召开"东北工作会议",确定在东北地区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共满洲省委,加强党对东北地区的领导。"八七"会议后,中央派曾在东北开辟工作的陈为人赴东北,筹建满洲省委。

  1927年10月14日,陈为人到东北后,同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等积极筹组中共满洲省委工作。10月24日,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国十三道街(现西十三道街)48号召开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来自哈尔滨、大连、奉天、长春、吉林等地的党的积极分子14人出席会议。会议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满洲工人运动决议案》、《满洲农民运动决议案》等文件。会议成立了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陈为人被选为省临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吴丽石、王立功、胡步三、张任光、韩惠英等分别为组织部长、工运部长、军委书记、团省委书记、省妇委书记。决定省委机关设在奉天。会议通过的《我们在满洲的政纲》中,提出满洲省临时委员会的宗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势力;提出"农村中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中一切政权归革命委员会"。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恢复组织,认真贯彻党中央和省临委的指示精神。中共满洲临委的成立,掀开了东北地区党史新的一页。

  中共满洲省临委成立后,省临委成员分赴各地,开展了对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到年底,东北地区共建有党支部30余个,党员人数273名。其中,中共哈尔滨市委辖哈尔滨市内及中东路沿线各地,恢复和建立支部10余个,党员70名;辖吉林、长春地区的中共吉长区(县)委,恢复和建立支部4个,党员19名;中共奉天市内支部10个,党员39名;奉天外县支部5个,党员28名;中共大连市委,有市内支部4个,党员17名,旅顺支部1个。

  1928年1月29日,中共满洲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奉天召开。会议指出,党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进一步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加强干部训练,加强省临委对各地的巡视,建立秘密工作系统,把农民运动和士兵工作重点开展起来,努力"造成工农暴动与对旧统治形成割据的局面"。党代会对省临委进行改选,陈为人再次当选为书记,吴丽石任组织部长。

  1928年9月下旬,中共满洲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奉天召开。到会代表21人,代表东北地区25个基层党组织。会议听取了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张任光传达党的六大精神,通过了《关于接受中共六大决议案的决议》、《政治党务决议案》以及职工运动、农民运动等项决议案。大会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精神,规定了党在东北地区的政治工作路线,即:加紧反日运动,"在此运动中取得一切群众";加紧职工运动,并以此作为党在满洲的"基本工作";用党的独立的政治宣传与强有力的无产阶级组织活动保证无产阶级取得革命领导权;纠正农民运动中的盲动主义,加紧农民的日常斗争。大会决定将满洲省临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陈为人当选为省委书记。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从4月初开始,六大代表便陆续辗转到达哈尔滨,周恩来、邓颖超、张国焘、罗章龙、夏曦,及部分省的代表都先后在哈尔滨停留,经"秘密接待站"(哈尔滨道里区外国四道街,今红专街14号)安全接送出国。

  1928年12月,张学良东北当局宣布改旗易帜,归属国民党南京政府,国民党加强了对东北的统治。12月23日,满洲省委在奉天大东门外举行会议,遭到警察的突然搜捕。陈为人、吴丽石、唐宏经及部分地区党组织的负责人13人被捕入狱。事件发生前,中共中央派原湖北省委书记刘少猷来东北参加省委工作。刘少猷抵奉后承担了省委的恢复工作。刘少猷决定组织临时省委,稳定党的工作。由于当时过分强调工人成分,中央指定王立功为省委书记。4月,中共中央驻满洲特派员谢觉哉针对省委力量薄弱等问题,向中央提出"满洲党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中央接受了谢觉哉的意见,6月4日派原上海沪东区委书记刘少奇出任满洲省委书记,重新组建省委。6月8日,中央正式批准新省委组成,刘少奇任书记,孟坚任组织部长,丁君羊任宣传部长。新省委根据东北地区党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要正确处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之间关系",要求每个党员干部一方面要通过合法的群众团体进行公开活动,同时必须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规定了一系列制度,要求各级党组织对党员干部进行定期检查。这些措施和制度对于提高党员干部的纪律性,保证工作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1930年3月末,刘少奇调回中央,饶漱石临时代理省委书记。4月初,中央派李子芬接任省委书记职务,同时改组省委。时值中央发出"左"倾错误的71号通告,要求全国一律组织"五一"示威游行。省委召开党团联席会议,要求"在满洲只要有党团组织的地方都必须组织广大群众的示威"。4月12日,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杜兰亭和陈尚哲被捕后叛变,使省委及沈阳、抚顺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李子芬、团中央巡视员邱旭明、团省委书记饶漱石等30余人被捕。5月7日,曾任全总特派员、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林仲丹由哈尔滨到沈阳重建省委,17日新省委组成,林仲丹任书记。

  到1931年底,满洲省委所属组织有特委3个,市委2个,中心县委5个,县委12个,区委17个,特支20个,在册党员2 132名。党员队伍壮大的原因,一方面是以刘少奇、林仲丹为首的两任省委注重在领导群众斗争的同时,严密组织生活,加强党组织自身的建设,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二是一大批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组织,壮大了党组织的力量。1932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由奉天迁至哈尔滨,哈尔滨成为东北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心和党的工作指挥中心。

  恢复和发展、领导工人运动

  中共满洲委建立后,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在恢复和整顿党组织的基础上大力发动和领导了工人运动。1929年上半年,以刘少猷为代理书记的新一任满洲省委组成后,在许多基层组织与省委失去联系或处于涣散的状态下努力工作,一面恢复各地组织,一面领导和发动各地工人的罢工斗争。

  1929年6月,刘少奇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后,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有了新的起色。刘少奇指出,"满洲党的主要工作应当是职工运动,而职工运动的重点是哈尔滨、大连、奉天、抚顺四个中心城市"。省委根据实际调查制订了在东北地区开展职工运动的计划。刘少奇在部署全面工作的同时,还深入到工人当中,指导工人们的罢工斗争。

  1929年7月,东北当局在蒋介石政府和帝国主义势力唆使下撕毁奉苏协定,出动军警强占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帝国主义势力策划由四国银行货款,实行中东路"国际共管"的阴谋。当时蒋介石和张学良打着"收回主权"的旗号制造中东路事件的,广大群众不明真相。针对这一情况,中央指示满洲省委在"八一赤色国际日"举行"拥护苏联"的示威游行。9月26日,刘少奇来到哈尔滨,直接指导市委领导了中东路特别是三十六棚工人们的怠工运动。11月初,三十六棚等700余名铁路工人包围了铁路管理处,提出"反对减少工人工资"等要求,迫使管理处不得不收回减少工人工资的成命。市委及时引导工人把要求提高待遇和拥护社会主义苏联结合起来,工人们的觉悟得到提高,自发的组织宣传队,宣传党的主张。

  东北当局进占中东路受到苏联的反击后,中苏双方签订了《伯力协定》,中东路恢复中苏合办。南京国民党政府随即破坏《伯力协定》。亲国民党的官僚加紧活动,勾结白俄分子和工贼,在裁减工人的问题耍手段,裁减中国工人,策动反苏罢工。针对这一复杂情况,刘少奇指示中共哈尔滨市委发动和组织被裁减的工人开展要求复工运动,同时鼓励和组织在业工人支持失业工人的要求,以逐步发展为全路工人总罢工。在刘少奇和中共哈尔滨市委的具体指导下,李梅五和郭隆真先后组织了三十六棚"东铁工人失业团"和"总工厂失业工人后援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要求复工运动。哈尔滨市各界群众纷纷写信、捐款或派代表对失业团表示支持。吉长,北宁、呼海等铁路和哈尔滨同记鞋厂、电灯厂等处工人也表示支持。奉天兵工厂工人组织了中东路罢工工人后援会,捐款支援失业工人。中东路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被迫答应了失业工人的要求。复工运动取得了胜利。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成立工厂委员会,同工贼控制的维持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中东路工人斗争的影响下,哈尔滨洋服工人和鞋业工人于1930年1月至3月间先后举行了要求休星期天和增加工资的大罢工。罢工胜利后,哈尔滨皮鞋工人工会宣告成立,35家企业共3 000余名鞋业工人参加了工会。其他行业的工人,如油房,火磨、老巴夺烟厂、秋林公司等工人也分别成立了工厂委员会或罢工委员会。煤都抚顺从1929年下半年起在中共抚顺特支的领导下不断开展了反抗日本资本家的斗争。北宁、南满路的工人斗争也都迅速发展。

  贯彻土地革命纲领,领导农民运动

  在满洲省临委刚刚成立的时候,陈为人等领导人即认为,东北地区党的工作应由大革命时期的以中心城市和铁路沿线为工作重心,转变为城乡并重。省临委成立后,派干部到农村,了解农民生活状况,组织和发动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第三次满洲省委代表大会后,省委划分了5个农运工作重点区域,认真组织和发动这些地区农民的抗租、抗捐、反土豪劣绅的斗争,建立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到1929年末,农运开始高涨。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郊区和铁路沿线,将农民的"反对加租"、"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征车、征夫、军事摊款"等经济要求,发展为反对国民党和军阀当局的政治斗争。在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偏远山区和半山区发动农民建立农会和赤卫队等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哈尔滨郊区以及中东路哈绥沿线的阿城、一面坡、穆棱、绥芬河等地,相继成立农会组织,开展了分粮运动。在沈阳郊区,党组织领导了台安、辽中、沈北、老瓜堡及南塔一带的农民运动。1930年5月,延边特支领导开展了"红五月"斗争。平岗、石门、头道沟等地农民举行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抗租、抗税、反高利贷的示威游行。26日,和龙县药水洞建立了东北农村第一个苏维埃政府。30日夜,龙井、头道沟、二道沟、局子街等处工人农民在延边特支特务队、药水洞农民赤卫军支持下举行暴动,烧毁了铁路桥梁等设施和一些地区的日本警察署,炸毁了日本的东洋拓殖会社间岛办事处,对汉奸进行了惩罚。"五卅"暴动后,延边各地开始建立红色游击队和赤卫队。在东边道地区的柳河、磐石、清原、新宾、宽甸、通化、海龙等地,农民的抗租、抗债等斗争更加活跃,农民协会、赤卫队组织得到迅速发展。

  发动和领导各界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加之东北易帜后英美势力逐渐渗入,民族矛盾特别是中日矛盾在东北首先激化起来,除少数汉奸买办势力外,东北各阶级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忧患意识一天天增长。正因为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大革命失败后东北各界民众以反日为中心的反帝运动不但没有停顿,而且表现了日益发展的趋势。

  1927年4月,爆发了临江爱国民众拒绝日本在临江设立领事分馆的斗争,八九月间,这一斗争发展为全东北各界民众大规模反日爱国运动。9月4日,奉天各界群众近4万人进行了反日示威。这一时期,声讨日本侵略罪行和抵制日货的活动遍及城乡。日本帝国主义慑于东北各界群众的威力,停止了在临江设领活动。

  1928年11月9日,在哈尔滨爆发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五条铁路的"一一·九"学生运动。原来,张作霖曾同日本秘密签订《满蒙新五路协约》,规定由日本贷款并承筑敦化至图们、长春至大赉、吉林至五常、洮南至索伦、延吉至海林等5条铁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东北的阴谋,在我国国内引起了各阶层民众的强烈反对。消息传出后,哈尔滨、吉林、长春、奉天等地相继爆发了反日护路运动。各界爱国同胞异常愤怒,组织了"东三省路权保持会"。11月5日,中共满洲省委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及强夺路权发出《反日是当前的中心工作》的第33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反日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11月9日上午,哈尔滨市大、中学校及部分小学的爱国学生5 000余人举行群众大会,纷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揭露东北当局卖国投降的嘴脸。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学生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五路条约"等口号,列队向道外进发。行至道外正阳街口时,滨江县知事李科元、警察厅长高齐栋率军警荷枪实弹堵截,并下令开枪。造成学生重伤8人,轻伤40多人的"一一·九"惨案。在残暴的镇压面前,学生们毫不退缩,于下午4时包围了县公署和警察局,高呼"打倒卖国贼","严惩李科元"、"严惩高齐栋"等口号,继续坚持斗争。

  反日护路运动中,省临委成立了"反日行动委员会",从哈尔滨、奉天等地抽调党团员组成反日宣传队到各地宣传发动。省委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强夺路权和军阀当局屈从日本压力出卖路权的罪恶行径,赞扬各界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热情,号召"全满洲的工农兵商学联合起来,力争路权"。在省委的领导下,哈尔滨中东路总工厂参加了反日护路运动。齐齐哈尔、宾县、依兰、宁安等地的工人、农民和各界群众也纷纷组织护路后援会,举行示威游行。在各方面压力下,吉林省长官公署不得不对肇事人李科元、高齐栋给予处分。11月18日,张学良派代表到哈调查并赔款慰问受伤学生。

  "一一·九"学生运动,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当局的反动气焰。在东北各界爱国同胞的强烈反抗下,关于满蒙新五路的交涉被迫中止,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逼迫张学良谋取东北路权的阴谋遭到了失败。

  正当省委计划扩大反日斗争,掀起广泛的反日爱国运动时,1928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就反日护路运动的策略问题写信给满洲省委,批评省委关于建立"农工商学联合会"的计划是"绝对错误的",要求省委"极力揭破资产阶级反革命性"而不能对之有任何形式的联合。这种拒绝联合东北民族资产阶级一道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实际上是把工农孤立起来。不久,省委遭受大破坏,反日运动的发动工作一时陷于停顿。

  1929年夏季至1930年,辽宁爱国人士先后组织了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国民外交协会等反日团体。省委派出党团员和党影响下的进步青年加入上述团体,宣传党的主张。党直接组织的反日团体,如"反帝会"等也与上述团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刘少奇要求党员干部,把党的秘密工作和公开活动结合起来;尽量采取公开合法的斗争形式,先成立反日团体,取得公开活动的条件,然后再在这些团体的先进分子中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使反帝运动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健康发展。经过省委的这些努力,1929年秋至1930年上半年,东北的反日爱国运动日趋高涨.

  为了适应反帝斗争发展的需要,中共满洲省委将各地党组织建立的各类反帝小团体加以整顿,于1929年12月建立了统一的"反帝大同盟"组织。省委先后派任国桢、饶漱石、赵尚志等开展这项工作。1930年1月,哈尔滨反帝大同盟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成立哈尔滨反帝大同盟总部。2月间,辽宁反帝大同盟在沈阳成立。2月13日,哈尔滨市反帝大同盟组织了"声援印、韩人民独立运动"示威游行。

  加强士兵工作,开展士兵运动

  中东路事件之后,以刘少奇为首的满洲省委加强了对士兵工作的领导。省委抽调了一批党团员打入奉天讲武堂和东北军对苏作战的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打入东北军部队的共产党员,在十分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下,抓住一切机会联系士兵,进行宣传鼓动。他们根据省委的指示,把士兵们的"改良生活"、"反对扣饷"、"废止野蛮军纪"等日常斗争和"不打红军兄弟"、"不参加军阀战争"、"不压迫工农"的政治口号联系起来,一点一滴地启发士兵们的觉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兵运工作的领导,刘少奇于1929年12月赴上海同党中央领导人讨论开展东北的兵运工作和组建省军委问题事宜。回到省委后,对开展军事工作和士兵运动作了新的部署。省委将兵运工作的重点放在奉天讲武堂和东北军15旅,通过打入这些部队的党员联系东北军下级军官和士兵,把要求改善待遇的日常斗争同上述政治口号结合起来,同时建立和发展党在东北军部队中的组织。

  1930年6月30日,中央召开组织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配合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统一成立"行动委员会",省级成立"总行委",市、县下成立了"分行委",统一领导各地暴动和其他日常工作。满洲省委于8月6日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会议精神,决定发动以中东、北宁、南满、吉会等铁路线为中心的政治同盟罢工;部署以抚顺为中心的政治同盟罢工和地方暴动。会议按照中央要求,撤销中共满洲省委和团省委,成立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林仲丹任书记。8月下旬,中央派陈潭秋任满洲总行委书记,林仲丹改任工运部长。满洲总行委成立后,制订并执行一系列冒险计划。首先是制订抚顺地区的暴动计划。省总行委和抚顺特支的领导人对抚顺革命形势的估计过高,脱离了实际,暴动未能发动起来。9月初,满洲总行委开始组织北宁路工人反对军阀战争的政治同盟罢工,并计划组织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但由于不具备条件都没有实现。

  1930年9月24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批评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撤销了全国总行委和各级行委,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正常工作。11月16日至22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恢复中共满洲省委,同时撤销总行委制定的各项"武暴"计划。会议通过了《满洲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及工作路线》、《组织问题》等决议案,改选省委,陈潭秋任省委书记。会后,代表们分赴各地贯彻落实会议决议,东北党的工作逐步回到正常轨道。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期间,满洲省委主要领导人陈潭秋、林仲丹被捕入狱,中央派张应龙来东北传达四中全会央议并担任满洲省委书记,何成湘任组织部长,刘昆任宣传部长,罗登贤为中共中央驻满洲代表。

  二、"九·一八"事变后领导东北人民进行的抗日斗争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的反动政策,短短4个月,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于亡国惨痛之中。"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领导了东北人民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共满洲省委于9月19日和20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告群众书》。21日,做出《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决议和宣言号召东北人民和劳苦群众紧急行动起来,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号召群众罢工、罢课、罢市,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23日,满洲省委又做出《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要求各级党组织"指定专人将兵委立即建立起来"。省委和各地党组织陆续派出党员、干部到抗日军队中去,开展兵运工作,组织和领导抗日斗争。

  领导城乡人民开展反日斗争

  中共满洲省委从东北实际出发,坚持把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作为主要任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北满特委和哈尔滨市委组织党团员发动工人、学生和市民进行反日斗争。20日晚,工人和市民群众砸了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和日本人经营的《日日新闻》报社、朝鲜银行,张贴出"同胞们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的反日标语和传单。哈尔滨反日总会出版了油印小报《民众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人民群众进行武装抗日斗争。

  北满的阿城、珠河、宁安、密山和东满各县,以及磐石、海龙、吉林、长春等地党组织,都积极行动,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领导人民群众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东满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秋收斗争"。1932年春,又开展了规模更大的"春荒斗争",2万余人民群众参加了斗争。

  1931年12月,罗登贤出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经中央批准,省委机关由奉天迁往哈尔滨。这时,省委的下属组织有东满、北满、奉天3个特委及磐石、海龙、宁安、饶河、汤原5个中心县委,党、团员总数约2000余人。新一任省委组成后,立即采取措施恢复和整顿各级组织,领导抗日斗争。首先是动员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失业贫民团结起来,成立各种反日组织。1932年2月,哈尔滨电业工人、鹤岗煤矿工人、珠河农民举行了罢工斗争和反日示威。3月,哈尔滨反日自救会、反帝大同盟等团体纷纷集会,反对"伪满洲国"伪政权的建立。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工人开展了反抗运送日军、反对日寇拘捕和裁减中苏工人补充白俄工人的斗争。电业工人、邮务工人和皮鞋工人的多次反日罢工,呼(兰)海(伦)铁路工人索要欠薪的斗争、鹤岗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北宁铁路工人和奉天烟厂、纱厂的反日罢工等,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1932年11月和1933年4月,哈尔滨电车工人的两次罢工,给日伪统治者造成强大压力,被迫答应罢工工人提出的全部要求。1933年"五一"劳动节,中共党员张敬山和工人杨兆顺等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大字标语,用红油漆书写在哈尔滨火车站前高大的伪满洲国纪念碑上。在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各主要城市并建立伪"满洲国"之后,满洲省委发表宣言,号召同胞们行动起来,打倒傀儡政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仅1933年东北各主要城市和工矿企业举行较大规模的罢工、怠工斗争达27次,参加人数3万余人次,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反动统治。

  领导和创建抗日武装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东北广大民众和众多的东北军爱国官兵,曾自发组织起义勇军、自卫军等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中共满洲省委及中共河北省委、中共北平市委先后派冯基平、林郁青、魏拯民、夏尚志、李兆麟等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抗日义勇军中去工作,发展壮大抗日武装。

  1931年11月中旬,省委召开会议,决定加强党对创建游击队工作的领导。会后,省委派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去东满组织与领导抗日斗争。12月,罗登贤任书记的新省委组成后,把创建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作为中心任务,积极开展工作。3月31日,省委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义勇军组织,在敌人后方发动游击战争。"

  中共满洲省委从1932年初开始,先后派杨佐青、杨靖宇等到南满,赵尚志到巴彦,冯仲云到汤原,指导创建抗日武装。经过艰苦努力,到1932年秋,在南满创建了磐石、海龙两支工农反日义勇军;在东满创建了延吉、珲春、汪清、和龙、安图等几支反日游击队;在北满创建了巴彦抗日义勇军,后又创建了珠河和汤原游击队,在吉东创建了宁安、饶河、密山等游击队。这些抗日武装都是以党团员为骨干,以农民为基础,有工人、学生和士兵参加的精干队伍,为扩大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满洲省委在领导和创建抗日武装的同时,还派出党员、干部到伪军中发展党团组织和反日会,组织伪军士兵哗变,开展瓦解伪军、争取伪军反正抗日工作。由于党组织的积极工作和群众奋起抗日的影响,伪军起义事件接连不断。但由于组织领导不力,加之当时在政策上有"左"倾错误,相当一部分队伍未能为党所掌握。

  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的统一战线策略,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

  当中共满洲省委积极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时候,中共临时中央于1932年6月在上海召开北方会议,会议不顾东北已经变成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事实,把群众反日斗争的高涨视为"革命危机"的进一步增长,要求东北党组织把"反日战争与土地革命密切地联系起来,没收地主豪绅资本家的土地",把工农反日义勇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创造北方新苏区。北方会议"左"的错误方针和策略,引起了在东北工作的广大党员和干部的不满并抵制。省委在哈尔滨召集会议贯彻北方会议精神,许多党组织的负责人以各种借口拒绝参加。宁安中心县委认为"如过早地提出苏维埃的口号,没有得到群众的拥护,便决定立刻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是错误的"。由于各地党组织努力根据东北的实际,调整了一些"左"的做法,因而红军游击队仍然保存了下来,并成为抗日武装的骨干,一些苏维埃区域也成为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1932年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十二次执委全会,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在东北应与关内有区别的任务,即开展游击战争,没收汉奸财产,组织人民政权的选举等。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精神,于1933年1月26日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提出,"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提出"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及民族叛徒的财产",建立"民众革命军","扩大群众的游击运动","建立选举的民众革命权"。首次有限度地提出了上层统一战线的问题。

  5月中旬,满洲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同意接受指示信提出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转变满洲党的路线。15日,会议通过《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决议》提出了东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即:在现阶段上,必须执行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方针,开展广大群众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夺取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建立东北的人民革命军与选举的民众政府。省委把广泛开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中心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迅速出现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为核心的抗日游击战争新高潮。

  杨靖宇在南满邀集活动于磐石的"毛团"、"马团"、"三江好"、"殿臣"等抗日武装和反日山林队首领举行会议,组成了"联合参谋处"。1933年9月18日,以南满游击队为基础,正式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独立师连续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讨伐",游击区扩大到20余县。杨靖宇领导的抗日队伍威名远扬,成为东北地区发展抗日武装的方向和旗帜。1934年2月21日,独立师召集有17支队伍参加的抗日义勇军代表大会,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杨靖宇为总指挥。在1934年11月的中共南满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

  在东满,中共东满特委撤销各地的苏维埃,建立起人民政府或农民委员会。1934年3月下旬,特委决定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朱镇任师长、王德泰任政委。独立师在反"讨伐"战斗中,给敌人重大打击。1935年5月30日,东满特委根据形势发展,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全军发展到1 200余人。

  1933年5月,吉东地区党组织贯彻《一·二六指示信》。在中共密山县委的指导下,1933年7月,李延禄领导救国游击军联合吉林自卫军残部和反日山林队,成立了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李延禄任军长。1934年3月20日,密山县委创建密山游击队后,两支抗日武装于7月在穆棱会合,10月正式成立东北反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第四军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到1935年9月,第四军扩编为7个团、1个独立旅,人员达l 800余人。该部活跃于密山、勃利、依兰、方正一带广大地区。

  1934年5月,宁安县委组织宁安反日游击队,加入了反日同盟军办事处。为贯彻统一战线方针,团结更多的抗日武装,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和同盟军党委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1935年2月10日正式成立,周保中任军长。

  在北满,贯彻《一·二六指示信》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比较快。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在省委军委负责人李兆麟指导下,于1932年10月成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赵尚志任队长。珠河游击队于1934年3月开始联合反日义勇军共同作战。6月,珠河中心县委决定成立"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李兆麟任政治部主任。1935年1月28日,哈东支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暂编1个师,赵尚志任军长兼师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第三军在县委领导下,打破了敌人1935年对哈东地区的大"讨伐",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在北满下江地区,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1933年11月建立了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游击队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到1934年夏,队伍发展到200余人。同年秋,游击队扩编为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戴鸿宾任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1936年1月30日改编为夏云杰任军长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成为松花江下游地区的一支抗日劲旅。

  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抗日武装力量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多次粉碎了日伪军的"讨伐"和"围剿",给日伪统治者以沉重打击。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和抗日将士前仆后继,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到1935年末、1936年初,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建立起东北人民革命军6个军、1个师,总人数l万余人。东北大地上掀起更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的高潮。

  开辟和建立游击根据地

  1933年8月10日,满洲省委提出开辟磐石、汤原、吉东、哈市近郊"四大中心赤色游击区"。1935年初,满洲省委提出了建立东北临时人民革命政府的主张。随着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各地的抗日游击区不断扩大,到1935年末1936年初,基本上形成了南满、东满、吉东、北满四大游击区,在游击区里建立了若干块游击根据地。四大游击区的建立和斗争的发展,给日伪统治沉重打击。

  从1933年5月到1934年10月,满洲省委领导成员几次变动,对贯彻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有一定影响。特别是1934年2月22日中央来信中,贯穿了五中全会的"左"倾观点,批评东北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使东北党的工作受到一定干扰。1932年末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满洲省委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双重领导。1934年6月和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由于叛徒出卖,两次遭到破坏。由于当时满洲省委的主要领导干部由上海中央局所派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上海中央局和满洲省委产生怀疑,认为满洲省委有奸细。1934年末和1935年初,中共代表团两次要求满洲省委领导人到莫斯科"讨论满洲工作问题"。1935年末,省委代理书记杨光华、宣传部长谭国甫等到莫斯科后即被王明、康生留下审查。中共代表团切断了与满洲省委的关系,通过距代表团设在海参崴的交通机关较近、联系方便的吉东党组织,向东北其他地区党组织发转文件。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七大之后,做出改组东北党组织的决定,撤销满洲省委,组建了哈尔滨特委、南满省委、北满省委、吉东省委等3个省委一个特委,继续领导东北城乡军民开展抗日斗争。

  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共满洲省委在党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旗帜,带领东北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以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伟大实践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光辉业绩,她的历史功绩已成为一座丰碑,矗立在黑土大地上,矗立在东北人民的心中。她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向着中华民族的光辉未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发愤建设我们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执笔: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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